这是董其昌的画作《栖霞寺诗意图》，这幅山水所描绘的是南京著名的栖霞寺。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是公元1626年，也正是董其昌再一次隐退的那一年。董其昌目睹了众所不齿的宦官奸党魏忠贤最终掌管了朝政大权，而昔日与他同朝的许多大臣，都被魏忠贤诬陷处死。在这幅画中，董其昌描绘的佛寺隐隐约约地坐落在遥远的山谷之中。这或许表达了董其昌在当时混乱的政局之下，力图找寻一方清静之地的愿望。
公元1636年8月，八十二岁的董其昌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这一年，距董其昌考中进士走上仕途整整48年。
究其一生，董其昌似乎一直对于仕途功名的切切向往，另一方面当遇到政治风浪的时候，他又能心甘情愿地弃官返乡，去过他那种怡然自得的隐士生活。如果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和智慧，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经营的话，那么董其昌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似乎又无所顾忌、有恃无恐。
董其昌的书法艺术以儒雅清淡和书卷气浓郁被世人称道。然而“书品即人品”、“书为心画”等等这些衡量中国传统书法最高艺术境界的尺度在董其昌身上似乎很难得到清晰的解释。几百年来，人们对董其昌书法艺术的追捧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与此同时，衡量传统文人的价值尺度却始终对董其昌有着更多的宽容。
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赵孟頫和董其昌他们都曾经有过污点，在历史上人们所谓的污点。一般人们认为赵孟頫的污点更大一些，他是所谓的二臣，宋朝的宗室做了元朝的大官，备受皇帝的恩宠，就有点背祖离宗的意思，不肖子孙。而董其昌所谓的这种污点主要是他在家乡，他的家人如何的霸道，当然也与他的霸道有关系了。乃至引起了民愤和众怒。所以这两个问题虽然都是污点，好像在中国人的习俗的观念里性质不同。”
不管怎样，作为书家个体，董其昌的确不失为一位引领时代书风的大家。他的书法神韵令人折服，他的笔墨法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审美取向，也深刻的影响了身后近300年的大清王朝。
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对董其昌的书法爱不释手，并以董书作为他们学习书法的楷模。
帝王的偏爱，使董其昌的书法被尊崇到了空前的高度。董其昌的书体被衍生成为了清代科举考试的规范体例，这就是所谓的“馆阁体”。一种对于书体的美学评判，在皇权的干预下转换成了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则。不可抗拒，只能遵从。董其昌决然不会料想到，他的笔墨竟然对后世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响。
历史似乎在董其昌身上画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圆圈。董其昌恐怕万万不会想到，当初他自己因落笔不工而痛失入仕良机，但是在他去世几十年后，莘莘学子们如果要想走上仕途，首先就必须仿效他的一笔一画，写出属于董其昌的书体来。董其昌一生倡导“临书不临死”，而他身后的文人士大夫们却在皇权的威慑下，必须拿出毕恭毕敬的态度来临摹董书。不但临摹，而且必须是“死临”，真正是“千人一面，全国一体”。如果不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对董其昌的书法尊崇发生了改变进而引起所谓碑学派的陡然“起事”，董其昌很有可能将一直作为后代的书坛正宗而被人顶礼膜拜。
作为一代书法大家，作为一位毕生都在追求文人理想的倡导者，面对这一切，董其昌究竟是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悲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