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名家作坊对于墨的制造方法是密不示人的，因此高质量的墨产量极少，真正李廷珪造墨产量就更加有限，能流传下来更是绝无仅有。于是，乾隆皇帝命人整理了李墨的生产工艺，绘成《墨法集要图》，再现了李墨的工艺流程，他还指使太监在宫中仿制李墨。
中国的书法逐步从甲骨、竹简、绢帛、麻纸上走了下来，随着宣纸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书法的笔墨变化更加出神入化，相得益彰。北宋大书法家蔡襄就是使用了由李煜命名的“澄心堂”所生产的宣纸后，写了这封被称为“澄心堂帖”的短信，信的内容是称赞了宣纸的质量以后，进而表达了获得这种宣纸的愿望。
宋徽宗赵佶的荒淫无道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历史上历任的346位皇帝中他却是最富艺术气质、最才华横溢的。
赵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在位期间他主持编纂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仅《宣和画谱》就有二十卷，包括二百三十一位画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件作品。他的书法别具一格，笔画瘦劲锋利、屈铁断金，因此被后人称为 “瘦金体”，瘦金体的用笔特点是“横划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个别连笔则如游丝飞空”，在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以此面目示人的仅此一人。
宋代翰林图画院画师们的平时画作，大多是由赵佶亲自命题，完成之后都由赵佶“御览”。如果对一幅作品满意的话，他会在画上题写诗文、****画押。于是，后人把这些画称作为“御制画”或“御题画”。徽宗利用至高无上的皇权推进了绘画的发展，使宋代的绘画艺术有了空前的成就。
这是北宋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现存古代绘画中反映社会生活最丰富、场景最宏大，集人物、屋宇、舟桥、林木为一体的鸿篇巨制。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赵佶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赵佶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他专用的双龙小印。
帝王的喜爱，固然会提高书法地位，弘扬学习书法的风尚。但是有时帝王对于某一派书法的过于痴迷，对于书法的发展却未必是一件幸事。清代中前期书法的发展，因为康、雍、乾三朝皇帝他们自己那一手标准规范“馆阁体”的导向作用，使得发自明末的“馆阁体”书法很自然就成为那一时期书法发展的主流。
到清代后期，单一的“馆阁体”书风已经难以满足时人的审美要求，正所谓“物极必反”，一些有识之士对全国一体、千人一面的“馆阁体”一统天下的现状不满。执政的嘉庆、道光皇帝也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一味僵化，无形之中网开一面，所以社会上有了“复古求新”的要求，希望开创新的书法风貌。当时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由于仕途坎坷，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那种为仕途而必备的“馆阁体”书法就像令他们屡试不中的科举制度一样，逆反心理驱使他们对“馆阁体”进行****和改造。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怪”，就是因为在他们的书画中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叛逆精神。
帝王的喜好势必影响到臣下，清朝的阅卷官员便把书法的好坏作为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标准，以此决定取舍。而好坏的标准也往往以皇帝的好恶为准绳。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能写一手让皇帝喜欢或感觉熟悉的字体，的确在阅卷时占有优势。状元首先必须是书法优秀者。顺治皇帝时，因为他喜欢欧阳询，连续两届科考状元都是欧体的优秀书家。康熙皇帝喜欢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于是就有三届状元书宗二王。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徐寒：“纵观这中国历史，封建帝王之施政，不外就两件事，文治与武功，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不文啊便被揶揄，这文治对于皇帝来说当然包括着许多非真正的内容。而它的象征便是诗、文与书法，能书表示的是文化素养与文明程度。几乎所有的帝王都要沾上书法的边。对于帝王而言，书法当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的艺术活动。古人道，言之无文则行之不远，要行之致远感人至深。这就不仅要求文辞美，还要书法美，方能诵之赏心，观之悦目。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书法就更具有宣教和服务的作用。”
如果我们对历代引领时代书风的扛鼎书家进行一番梳理之后，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历朝历代最杰出的书法家几乎都集中在朝廷周围，他们的背后就站着最高统治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那些最负盛名的书法大家无一例外都是当朝著名的官吏、文人或者高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朝各代的书法家数不胜数。但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流传下来的作品创作者中几乎没有布衣白丁。能被称之为大书法家的都是身份显赫、地位崇高之人。
书法是历代帝王在登基之前的必修课，它甚至关乎着一国之君的脸面和尊严。长期的笔墨研习，增长了帝王的书写能力和欣赏能力。即使是那些金戈铁马打下江山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统治地位的稳固，他们也必须学习接受汉族传统文化。
所以即使不断地改朝换代，中国书法艺术仍然能够沿着自己的艺术轨迹继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