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笛子的历史

    人类对边棱音的认识、利用、开发进而创造并不断完善横吹的笛，这是人类早期最曾遍的文化现象。今天，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并已较为充分地规范化了的中国笛，是历代中国人对居住在华夏土地上的原始先民所拥有的“横吹——边棱”文化现象认识的延伸与发展，也是在传统的中华民族地理、历史、方言以及内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条件下对这种于“横吹——边棱”现象创造性的发挥。今天的中国笛，早在几千年前的原始时代，就开始了其滋生、发展与创造的历程，我们在各学科提供的信息中，均能发现其端倪可见的早期存在。

    本世纪初，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我国台湾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曹部族人中发现横吹的笛类乐器，据持笛者称，他曾见竹管被小虫蛀一小孔，因风吹小孔而发声，从而启发了他用嘴吹小孔并制作横笛的行为。日本另一学者竹小重雄也在此发现了取名为“毕埃克哪欧姆”（“毕埃克”为笛，“欧姆”为发明者之姓）的笛。这种笛吹孔居中，形似现代口笛，横吹，笛管两端均开口，用拇指按放。

    这个民族学的例子向我们暗示，边棱音现象随时随地都可能伴随着人类的生活。早期的人们认识边棱音现象是可能的，利用管状物和口腔，人为地制造“横吹——边棱”现象也在情理之中。而保留着大量原始文化习俗的云南西盟佤族流行的一种横吹的四孔笛——当篥[Dangli]以及克木人吹奏的一音孔乐器——库络多[Kulaoduo]，使我们看到了这些纯朴、简单而原始的“横吹——边棱”笛与今天的笛一脉相承的皿缘联系，更使我们看到了笛的“活化石”。

    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距今约8000年的“骨笛”，其中一只可明显地理解为横吹。管上两孔，一孔可作为按音孔，另一孔可作为吹孔。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出土的“骨笛”，有一只约10厘米长，开有一个横吹的吹孔和六个指孔。这些出士文物更能充分地证明，早在7000多年以前，居住在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原始先民们，就有可能认识“横吹－－边棱”现象，并己有可能存在横吹笛的早期形态了。

    这样一来，《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之山解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筒，……”等等类似反映远古音乐起源的传说记载，已具有较多成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这些传说记载能较充分地折射出远古原始先民们以竹管制作吹奏乐器的现实。在这些乐器中，合理地包含着“横吹——边棱”乐器成分。

    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有“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诗经·小雅》）的文句。这已明显地反映出至少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已经有名实相符的篪的存在。《太平御览》引《五经要义》：“篪以竹为之，六孔，有底。”陈晹《乐书》卷122：“篪之为器，有底之笛也。”而战国时期曾候已墓笛的出土，使我们看到先秦时代篪的形制。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只笛，吹孔平面与按音孔平面相交约为90度的夹角，这与曾侯已墓笛（篪）的吹孔位置极其相似。在时间上，两者相隔几百年；在空间上，湖南长沙和湖北随县相距数百里之遥，而吹孔位置几乎－致，由此可窥视出先秦到汉初横吹笛或篪的普遍形制。

    然而，更多的历史文献认为，笛是汉武帝时代丘仲所创制，或是改造羌笛而成，或是如崔豹《古今注》说：“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河》、《兜勒》二曲。”而日本学者林谦三先生认为，中国笛起源于汉武帝时代，是由西域的羌人传来的。以上观点构成了中国笛起源的“西来说”。笛起源的“西来说”曾成为带支配性的观点。

    中国笛起源的“西来说”，只代表一家之言。“西来说”的论据并不能说明笛的起源。而恰好只能说明西部各民族文化成分包括笛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井促使曾在中国本土上滋生、发展了几千年的横吹笛，在汉以后逐步趋于科学、合理和完善。杨荫浏先生正视了这种影响：“横吹的笛，在鼓吹（横吹）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从公元前第一世纪末汉武帝的时候开始的。这可能和张骞由西域传入吹笛的经验和笛上的曲调有着关系。”（杨萌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五章），杨荫浏先生客观地指出横吹笛在当时宫廷鼓吹中的地位以及笛与西域的关系。他认为西域传来了“吹笛的经验”和“曲调”，并非传来笛乐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