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请 登录注册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2〕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 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3〕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4〕而“死译之风也断 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5〕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 处也真多;倘将仂句〔6〕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 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 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7〕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 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 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 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 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 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 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8〕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 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9〕,Proletary的意思就 是:Acitizenofthelowestclasswhoservedthestatenotwithproperty,butonlybyhavingchildren。…… 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 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10〕,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 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 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 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 “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 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 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11〕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 〔12〕,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13〕,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14〕。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 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 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 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 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 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15〕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 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 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 ‘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 “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 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 “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 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16〕,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17〕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 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 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 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 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18〕。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19〕的《苦闷的象征》,还不 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 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 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 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20〕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 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21〕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 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22〕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23〕,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 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 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24〕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 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 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25〕要促起他们的联 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 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26〕说地体运动,达尔文〔27〕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 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28〕“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 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 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 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 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 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 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 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 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 艺学术”〔29〕。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 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30〕。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 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 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 物质而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 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 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 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 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31〕。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32〕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 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33〕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 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 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 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 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 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34〕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 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 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 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 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 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 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 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 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 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 字便是文学”。〔35〕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 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 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 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36〕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 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Bednii)〔37〕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 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38〕,何况所译的文是诗。 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39〕,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40〕,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 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